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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坦言申遗之路将越来越难走,

发布时间:2019-09-13 14:25编辑:考古专栏浏览(180)

    其次,是对遗产大国的要求越来越高,可以用苛刻来形容。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于世界遗产的评选有自己的一套规则,任何项目必须符合他们对于各项突出价值的要求,在文本编制,保护方案制订以及对缓冲区及周边环境整治方面都有明确的要求,专家对于遗产所具有的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表述也非常严格。中国的申遗文本就经常要经过多次修改,才能符合相关要求。因为规定的苛刻,这些年常有临阵退缩的项目,今年就有五处临时退出,包括以色列的洞穴与隐居之地,墨西哥的蒙特雷铸造厂,沙特阿拉伯的吉达历史古城等。

    西汉帝陵田野考古与研究历时百年。2006~2018年,在国家文物局经费支持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多家单位联合对西汉帝陵进行了大规模的田野考古工作,确定了所有帝陵陵区范围和基本布局,探明了各个陵园的结构、封土情况、墓葬形制、外藏坑、建筑遗址、陪葬墓等,曾入选“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什么样的遗产会被列入濒危名录?一是破坏了遗产自身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二是遗产及周边环境的整体性受到破坏。遗产地外围历史环境所面临的现代建设与经济发展的挑战,在国际上具有普遍性。在我国的不少世界遗产地,为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兴建了许多新建筑而导致遗产周围过度商业化;有的在遗产地周边实施掠夺性开发、破坏性建设;有的紧邻景区建星级宾馆、饭店、修缆车、索道等现代设施,这些情况,都严重破坏了遗产的整体性。

    同时世界遗产委员会还将向多年没有申报过世界遗产的缔约国倾斜、向多年申报却鲜有成功的缔约国倾斜。像埃及、印度等文明古国,拥有的世界遗产数并不一定多,比如印度在1987年已经有13项世界遗产,20多年过去了只增加10多项,目前一共有26项。而像中国这样拥有世界遗产的大国和年年成功的国家,显然不在倾斜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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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江199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名满天下,10年间,丽江古城的纳西族居民从原来的4万人左右减少到几千人,大多数人搬离了古城,代之的是成千上万的游客。许多商业街区店铺的主人说话的口音都是外地的,一到晚上满街的红灯笼和酒吧也令人如处闹市。

    截至2010年7月,中国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已达40项,稳居世界第三,而且保持了连续8年申报成功的势头。迄今为止,《世界遗产名录》共列入了911项“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遗产,包括151个缔约国的704项文化遗产、180项自然遗产以及27项自然文化双遗产。201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将迎来40周年纪念,而对于保护世界遗产的“珍稀性”的论调也再次响起。

    国家文物局官网显示,该局近日批复陕西省文物局请示,同意将西汉帝陵、唐帝陵分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另据《西安日报》报道,经国家文物局同意,石峁遗址也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申遗只是一种较好的选择,而不是唯一的选择

    此外,世界遗产委员会越来越看重对世界遗产地的保护。现在世界遗产并非只进不出。如果遗产所在地政府不能保证在一定期限内采取必要措施,有效保护该遗产的价值,使遗产地免受严重威胁和破坏,该遗产项目将可能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此前德国德累斯顿的易北河谷和阿曼的阿拉伯羚羊保护区都已被除名。

    新京报快讯我国新增三处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单位,分别为西汉帝陵、唐帝陵、石峁遗址,均位于陕西。

    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国家级、省级和遗产地三级的监测体系。尤其是国家文物局进行的主动监测和反应性监测越来越多。比如2004年成为世界遗产的大同云冈石窟,一直深受空气污染、酸雨、煤灰、居民生活的排放物的影响,2009年大同市耗资5.6亿元对景区周边环境进行综合治理,然而人工湖、仿古商业一条街、窟前道路和广场等项目均在云冈石窟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而且未依法履行审批程序,对遗产真实性造成很大的损害,国家文物局多次派调查组赴大同督察,多次约见大同市相关领导,还与文物专家一起召开调查处理专题会议,促成问题的解决。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童明康认为,中国预备名单项目的单一也增加了成功的难度。在911项世界遗产中,有704项文化遗产,比例偏高。在文化遗产中,欧洲国家的项目过多,宫殿、教堂、陵墓等古代历史建筑的项目过多。因此世界遗产委员会一直强调改变遗产名单的不平衡、不合理局面,致力于推动史前遗迹、当代遗产和工业遗产等新的类型进入名录。在2010年的第三十四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墨西哥瓦哈卡中央山谷的史前洞穴和荷兰阿姆斯特丹的17世纪运河带都成功入选,它们分别是史前遗址和工业遗产的代表。而根据国家文物局于2006年12月15日公布的“预备名单”,项目大多为古代遗迹,也大多为文化遗产,符合潮流的新类型几乎没有。这也会增加申遗的难度。

    未来申遗或越来越难 各地需警惕“申遗热”

    世界遗产敦煌莫高窟。

    童明康表示,有四个原因导致世界遗产申报越来越困难。首先是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平衡原则,或者叫倾斜原则。世界遗产委员会一直强调要向还没有一处世界遗产的缔约国倾斜。目前《世界遗产公约》共有187个缔约国,只有151个缔约国拥有世界遗产,还有30多个缔约国没有一处世界遗产。比如在今年入围的37项遗址中,就有巴巴多斯、密克罗尼西亚、帕劳、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刚果、牙买加等国有望取得突破,第一次拥有一处世界遗产。

    2016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对《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重要修订,2018年2月正式实施。修订后,由每年一个缔约国最多申报两项缩减为一项,同时全球申报上限由45项降低到35项,优先考虑名录内尚没有或至多有三项遗产列入的缔约国提交的遗产申报。

    世界遗产委员会于2001年底作出决定:全世界每年入选项目总数为30个,每个国家每年最多只能有一处入选。在2004年的第二十八届苏州世界遗产委员会上,又调整为一国一年可以申报两项世界遗产(但至少一项是自然遗产),提名总数也增至45。在第三十三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共有30个国家申报了30项世界遗产候选项目,只有14个国家申报的13个项目最终被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为了挤入世界遗产名单,前些年流行的捆绑申遗、联合申遗也频频受挫。国家文物局于2006年12月15日公布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由原来的60多项瘦身到35个,现在还有32个正在排队等待,即使顺利的话,也要排到本世纪中叶了。

    除了自然灾害、战争的影响之外,世界遗产委员会关心最多的问题是新的建设活动、过度商业化、不恰当的使用对遗产价值造成的损害。今年,丽江、布达拉宫和澳门历史街区都接受了相关质询。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过度商业化、大量不和谐的建筑出现在缓冲区,是中国许多世界遗产地的通病。要发展还要是遗产?在这样的问题面前,许多地方政府选择的显然是前者。这些短视行为将影响到今后的申遗。

    不过,由于申遗规则的变化,未来各国申遗难度都将越来越大,世界遗产大国更是如此。

    “五十万岁的‘北京人’将有新家了。新馆的奠基仪式已经举行,它的面积会是老馆的8倍,现在遗址内的建筑要拆掉,从而把周口店恢复成一个真正的古人类遗址。”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是中国的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遗址博物馆馆长杨海峰说,“当年成为世界遗产时,周口店都没有像样的保护规划,这些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要求越来越具体,建立缓冲区呀、进行日常监测呀,周口店的保护也随之越来越规范。2006年通过的《周口店遗址保护规划》,重新规划了遗址范围,划定了8公里的缓冲区。2007年,周口店开始对遗址本体及周围的大气、温度、湿度进行日常的监测,《周口店遗址保护管理办法》也于2009年6月1日起施行,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现有的污染环境的工矿企业必须退出,以后也不得新建会产生污染的工矿企业,即使是考古发掘活动也必须报国家文物行政部门批准。”

    童明康表示,世界遗产委员会由《世界遗产公约》的缔约国选举产生的21国代表所组成。今年10月后,我国将不再担任21国代表,没有了投票权,这或许也可以算作一个不利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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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短短20多年的发展,我国目前共有38项世界遗产,其中27项文化遗产、7项自然遗产、4项自然和文化双遗产,世界遗产拥有量居世界第三。

    童明康介绍,近几年,每年通过的世界遗产数保持在20项左右,如2007年,22项;2008年,27项;2009年入选的只有13项;2010年21项。也就是说,申报项目有一半是不会通过的。

    根据申报工作规程,一项遗产要申报成为世界遗产,应该首先列入缔约国的世界遗产预备名单,并需要上报世界遗产中心至少一年,方有资格正式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中国的世界遗产目前还没有一项列入濒危名录,也没有被除名的危险,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的世界遗产保护得有多好,中国人好面子、护犊子,传统上认为家丑不可外扬,所以一般情况下,事情不会发展到被除名的地步,但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依然很多。”关强说。

    本报北京6月23日电第三十五届世界遗产大会眼下正在法国巴黎举行,目前已经完成对169项遗产保护情况的审查,下一个议程,是对提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37处自然和文化遗址进行审议,其中包括中国申报杭州西湖风景区为文化遗产、黑龙江五大连池为自然遗产。但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日前接受采访时坦言,今后的申遗路只会越来越困难,我们要学着习惯没有项目入围。

    首先是本国需要确定预备名单,第二步是提交文件,文件需要尽可能详尽,确保包括必要的文件和地图。第三步是世界遗产公约授权两个咨询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进行独立评估,国际文化财产保护和修复研究中心提供专家咨询。第四步是世界遗产委员会进行最终评选。

    目前在中国,世界遗产没有一个统一的世界遗产管理部门,比如故宫属于国家管理,而颐和园属于北京市管理,曲阜的“三孔”由山东济宁曲阜管理。各级地方政府一方面对世界遗产起着监督职能,一方面又可能直接参与到对世界遗产的经营和使用,监督者和使用受益者的角色重叠,破坏了游戏规则中的制衡性,导致一些遗产地的管理水平十分低下。近些年发生的曲阜孔庙梁架彩绘被水冲洗、湖北武当山遇真宫主殿被焚毁等事件都暴露了管理体制的弊端。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06年启动了“陕西唐陵大遗址保护项目”考古调查,调查对象包括18座唐帝陵、2座祖陵和武则天母亲顺陵,近年不断有新发现。

    申遗只是一种较好的选择,而不是唯一的选择,毕竟对于中国,世界遗产已经从过去的荣耀变成更多的责任。

    良渚古城南城墙考古发掘现场。图/良渚遗址网

    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世界遗产第三大国,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正在步入后遗产时代,由过去的重申报向重管理过渡。

    石峁遗址发现曾入选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考古发掘显示,石峁城皇城台已具备早期“宫城”性质,或可称为“王的居所”,是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好的早期宫城。

    世界遗产有一个标志,外边一个圆形,中间一个菱形,外边那个圆形象征着大自然,或者说自然的造化,中间那个菱形标志着人类的创造,两个图形结合在一起,就象征着人和自然的一种完美的结合。一个国家拥有世界遗产的多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曾经贡献出的智慧,而每一处世界遗产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突出价值。

    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数量排名第二。去年,贵州省梵净山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我国已有53项世界遗产,仅次于意大利的54项。53项中36项为世界文化遗产,13项世界自然遗产,4项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其中中国自然遗产数量世界第一。

    5月19日至20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了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工作会议,敦煌莫高窟、苏州古典园林、颐和园、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等世界遗产地的代表介绍了他们开展的遗产地日常监测工作情况。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司长关强告诉记者,世界遗产委员会早在1994年就确定了世界遗产监测制度,监测的内容包括对各个世界遗产地的保护状况定期进行专业检查、审议和评估,执行反应性监测等。今年正好是六年一度的监测期,中国2006年以前的世界遗产都得提交保护报告,这也是各个遗产地自我总结与回顾的契机。

    截至目前,我国已有53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另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网站上,中国已有62个项目列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单。今年,我国良渚古城遗址将正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关强认为在现行体制一时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应该加强立法,对于世界遗产没有专门的立法就谈不上真正的保护。“列入警示名单甚至除名无疑是一种惩罚机制,但这种惩罚对于遗产本身,近乎毫无帮助。遗产是不可再生的,遗产除名,受害的是遗产本身,伤害遗产的人却仍然逍遥法外。而且除名之后,世界遗产地的处境将更令人担忧。”

    接下来,预备名单中率先正式申遗的是良渚古城遗址和古泉州刺桐史迹,推进这两处遗址申遗已经被纳入国家文物局2019年工作要点。

    “除名是一种惩罚机制,但这种惩罚对于遗产本身,近乎毫无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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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有一位西方学者曾经羡慕地说,“我们有的,你们迟早会有;而你们所拥有的,我们永远不会有。”从这个意义上讲,让散落在中国的每一处世界遗产都能延年益寿,是政府和每一个公民为人类所承担的使命。

    记者查询发现,截至目前,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网站上更新的世界遗产预备名单,包括62项,其中有部分重复的项目,例如“华山风景名胜区”与“中华五岳”重合。这一数量仅次于土耳其的78项,居全球第二。

    五台山去年6月成为了世界遗产,五台山管理局副局长郑炳秀亲历了那个瞬间,他说,今年五台山由于气温低,雨雪天气多,旅游至今也并未升温,一个月也维持10万人的流量,而在2006年决定申遗之前,曾有过一个黄金周就几十万人的情况。“中国的世界遗产中有一半以上位于风景区内,旅游开发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以前申遗成功带来的最直接、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经济利益,但现在这更是一种约束,急功近利的开发正在让位于可持续发展。现在考虑赚多少钱的事有点儿早,一个品牌的建设是长远的事情。”

    2018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申报新规则实施以后,每年申报项目数量削减,并明确向没有或世界遗产较少的国家倾斜,中国在内的世界遗产大国申遗难度增加。

    关强坦言,中国疆域辽阔,文化、自然遗产极为丰富,可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远不止目前的38处。目前预备名单中的项目也都是非常有分量的。预备名单其实也是一种监测,一处遗产一旦进入预备名单,必须按照世界遗产委员会制订的标准进行筹备。这种筹备包括对遗产本体及其周边环境进行修缮、整治,建立相关机构,编制总体规划;阐明突出的核心价值等等。

    西汉帝陵包括汉高祖长陵、汉惠帝安陵、汉文帝霸陵、汉景帝阳陵、汉武帝茂陵、汉昭帝平陵、汉宣帝杜陵、汉元帝渭陵、汉成帝延陵、汉哀帝义陵、汉平帝康陵等皇帝陵墓。除霸陵、杜陵分布在汉长安城东南的白鹿原、杜东原上外,其余9座帝陵均分布在渭河以北的咸阳原上,东西绵延36公里。

    “不是没有列入濒危名录、没有被除名就说明我们的世界遗产保护得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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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遗之前五台山进行了第一期的拆迁,现在相关的一些赔偿还未完成。前不久,按照整体的保护规划,五台山进行了核心区外围的第二期的拆迁整治。而且按照相关的要求,管理局也在核心区设立了监测系统,对游客量、大气污染等指标实行日常监测。

    国家文物局表示,针对国际上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要求愈来愈严苛的形势,我国建立了世界文化遗产专业咨询机制,实施优者列入、劣者淘汰等做法,不断加强对《预备名单》的动态管理,确保申遗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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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07年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受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关注和询问,专家质疑丽江是否足以应对社会发展和过度开发的压力。

    2017年,我国可可西里与鼓浪屿双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种情况将不再出现。

    一个国家拥有世界遗产的多寡,反映了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曾经贡献出的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讲,让散落在中国的每一处世界遗产都能延年益寿,是政府和每一个公民为人类所承担的使命。

    国家文物局在回复一项政协提案的函中表示,世界遗产委员会推进世界遗产均衡性的全球战略,对世界遗产大国的限制不断增多,对世界遗产大国的申报项目往往提出更高标准,这就要求我国申报项目要在各方面做好充分准备。

    1994年得到我国政府同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委派专家小组来中国,对我国1987年首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万里长城、北京故宫、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秦始皇兵马俑、敦煌莫高窟等五项世界遗产进行了实地监测考察,以后又不断地对我国新的遗产项目进行监测,经过多次的专业考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我国遗产项目的保护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网站介绍,获得世界遗产名录提名需要4个程序。

    2006年,文化部颁布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中国开始对世界文化遗产和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文物保护项目实行监测巡视制度,因保护不善,致使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受到威胁的世界文化遗产,将由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警示名单》予以公布。同年12月,国家文物局颁布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巡视管理办法》,明确了世界文化遗产的监测程序、职责和内容,规范了监测行为。

    其中,良渚古城遗址是2019年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良渚古城位于浙江,以考古学科学的证据将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被认为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实证,至今已经历经80余年考古。

    对于世界遗产,国外谈得较多的是保护,不谈或者很少谈利用,而在中国的经验里,是不仅要保护,还要利用。所谓“充分保护适度利用”,只不过真的要做到这一点太难了。

    今年以来,国家文物局还批复同意,将“万里茶道”“济南泉·城文化景观”“海宁海塘·潮文化景观”等列入世遗预备名单,并表示四川省文物局申请的“德格印经院”暂不列入。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各地出现了一股申遗热,但事实上进入世界遗产的通道越来越窄。

    新京报记者 倪伟 编辑 陈思

    文化线路是目前申遗的热点,但中国这部分遗产的整体保护状况不容乐观。以大运河为例,首先是家底不清,经历了长时间变迁,许多遗产消失了。其次是保护体制不完善。大运河作为目前还在发挥作用的航道,一直由各地水运部门或交通部门分段管理。人们只注意“黄金水道”货运量的增长与否,很少去关心运河文化的保存。文物部门大多未能主动介入对大运河文化遗存的监控。三是乱开发严重。大运河一些沿岸城市以运河为品牌开发房地产、拆毁原先的风貌,极大地破坏了运河的历史文化符号。所以大运河进入预备名单,意味着保护提速,必须尽快立法、编制保护规划才有可能在2014年顺利申遗。

    值得一提的是,白酒酿造遗址也被列入预备名单。中国将5处白酒酿造遗址合并进行了申报,包括泸州大曲窖池群、水井街酒坊遗址、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刘伶醉烧锅遗址、李渡烧酒作坊遗址。

    其中,包括一些着名文物古迹,如明清城墙、良渚考古遗址、北京中轴线、西夏皇陵、应县木塔;有着名自然风景区,如阿勒泰、青海湖、华山风景区、黄果树风景区、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林、桂林漓江风景区;有历史古城和文化街区,如凤凰古城、侗族村落、三坊七巷、黔东南苗族村落。

    进入预备名单后还要过几关?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在署名文章《申遗成功 担子更重》中表示,各地不同程度存在“重申报、轻管理”现象,“申遗热”存在急功近利隐患,申遗时高度集中社会资源投入保护展示,成功后重心转向商业开发忽视后续保护,对世界遗产造成安全威胁甚至破坏。

    汉武帝茂陵。图/茂陵博物馆

    解读1

    中国还有多少世遗预备项目?

    三大遗址都有哪些“过人处”?

    唐睿宗李旦桥陵。图/桥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校对 李世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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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峁遗址皇城台门址。图/中国考古网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神木市高家堡镇,距今4300年,使用约500年,被认为是中国北方早期国家的都城。这座“石头城”以一座皇城台为核心,分布着大量宫殿建筑、房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早期遗迹,是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早期阶段城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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